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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问世后，引起历代学者对其研究。对《老子》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注重对《老子》的版本校释、字意的训诂；一种是注重《老子》的思想内涵，从政治、社会、军事、天文、哲学、美学、医学、生态、修身养性等多方位进行探寻。
    20世纪后，曾出现三次较大的学术争论和研究热潮。世纪之初“诸子学说”兴起以后，研究老子思想比较突出，成为研究诸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研究高潮出现于二三十年代，主要是围绕着《道德经》成书的写作年代而展开的。在历史上研究《道德经》的学者多数是进行解义和阐释，但分岐很大，说法不一，各有各的理解，难能一致。当然涉及因素很多，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涉及到成书的时代特点和历史背景。1919年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把老子放在孔子之前，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家来论述，实际认为《道德经》一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个人创造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春秋时代的作品，这是一种传统看法。在历史上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看法，表示怀疑。在中国现代学术界第一个对老子在前，孔子在后这个传统观点提怀疑的是梁启超，1922年他针对胡适的观点提出《道德经》一书成书于战国之末。1930年冯友兰在其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断定《道德经》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胡适1930年致信冯友兰不同意冯、梁的观点。当时围绕着《道德经》成书的年代大约持续了十年之久的争论。
研究《道德经》的第二次高潮在五六十年代，主要是围绕着老子哲学的党性原则展开的。争论的阵线很分明，当时北京大学的冯友兰、任继愈、汤一介几位教授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的。中国科学院的关锋、林聿时等专家认为是唯心主义的。这次争论持续了好几年，发表了很多文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毛泽东对这次争论给予很大的关注，并审视了双方争论的观点和材料，了解争论的观点和焦点，还建议其他领导同志也看看这方面的材料。这次争论是研究进一步深化的表现，有其深刻性也有局限性。
    自进入80年代以后，兴起了第三次研究高潮。这次研究者着眼直接现实性，着力研究老子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其特点：一是出发点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从老子那里寻找解决问题的智慧。其二是研究的学术视野开阔。研究者不再是概念分析式地就老子思想本身来辩析阐释老子思想，而是在与儒家思想的对比中，在整个中国传统哲学背景下考察和分析老子思想。学者也不再把老子思想作为一个孤立的哲学体系进行研究而是把它作为在中国

历史上的文学艺术、宗教和科学发育生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理论源泉而加以考察和说明，表现了研究内容的广泛性。其三是研究理论的立场和思想角度发生了变化。这次研究对老子关于“道”的概念不再作“唯物”、“唯心”的界定和划分，不再研究它属哪一个哲学营垒的问题，而是对“道”进行结构性分析，指出它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上具有不同的哲学含义，揭示“道”的内容的丰富性和多彩性。这是与二次高潮研究的最重要的区别和变化。表现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这次研究具有国际性，中国人在研究，外国人也在研究，关于老子思想研究已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

    关于老子思想的学习和运用方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老子思想的研究相当重视，提出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见解，并把老子精华思想科学地吸收到自己的思想理论中，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1936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在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上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后来还用生活中的一些事例反复说明这个道理。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谈到矛盾转化时，引用老子的话解释道：“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在中国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人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毛泽东是经常反复地学习和研究老子思想，如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指名要带的书籍中便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周恩来对老子的思想研究也是很深刻的，1939年他对他的朋友说，老子关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话，是道家最精华的话，这三句话的意思是天地化育产生的万物不能归已所有；人有了作为作出了贡献，不能自持有功；人当了长官不能主宰摆弄群众。概括起来就是人不能自私自利，不能居功自傲，不能称王称霸，这是老子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与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如陆定一，对老子思想的研究和理解也是很深刻的。当许多人读《道德经》时，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理解其意时，请教陆定一，陆定一说，这是讲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问题。一语点透了问题的实质，使大家对这个非常难懂的话理解得清楚明白。
    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曾引用了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来阐述治国方略。这句话的意思是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好像煎小鱼一样，不能乱翻腾，不能朝令夕改。里根讲了这句话大得人心，很快在美国舆论界出现了一股介绍、宣传、研究老子热。中共三门峡市委宣传部长宋育文从报纸上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就开始酝酿在三门峡如何开展研究活动。当时，宋育文与义马矿务局宣传部长王成竹组织了40余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将王成竹在大学关于《道德经》的讲稿进行修改整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社长张长法任责任编辑，书名叫《道德经译注》，10余万字，经过努力于1991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先后印刷2万册。这是三门峡地区从历史到现在出版的唯一一本关于《道德经》的书。自此，宋育文开始研究《道德经》。根据学术界研究的情况，他着眼研究《道德经》在当代的价值。
    为了使研究活动有组织有领导更好地开展起来，也便于同外地交流，1994年，三门峡市成立了老子研究会，原三门峡市市长、人大主任余文华任会长，宋育文和韦守信、何松林等任副会长，李忠智任秘书长。接着河南省也成立老子学会。杨丙安任会长，吴士英、赵保佑和宋育文任副会长。老子研究会成立后，三门峡市掀起了研究《道德经》的高潮。一些专家撰写了许多研究文章，先后出版了专著。同年宋育文参与了河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丙安主编的《老学新探》一书的撰写工作。这本书有40多万字，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3千册。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并写了序言。本书对《道德经》进行了新的诠释，介绍了老子思想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的塑造，以及对老子重要思想的探讨。
    1996年，宋育文著文《东方智慧》，20余万字，印刷7千册，此书后传到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及中国港台等地。同年他还组织印刷了杨丙安的《道德经》金文帖3千册，任继愈为此帖写了帖名。1997年，王延烈主编《紫气东来》、《函古关古诗词》等书；杨丙安主篇《道德经箴言百则》。1998年，三门峡市宋育文倡导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了北京林业大学邵玉铮的《道德经》隶书帖5千册。1999年，宋育文、韦守信、马自力等人撰文，宋育文主编了《道德经及其研究》；吴世英撰文，张占林主编了《老子思想新论》；王文章出了《道德经》行书帖。2000年，宋育文主编《河上公章句》。2002年，宋育文、石创撰文，宋育文主编《道德经导读》。同年，宋育文著文，并与席永良主编《道德经及其当代价值》。为了推动老子研究的深入，三门峡市老子研究会于每年春天老子生日前后组织一次学术研究会。其中还与台湾学者一起在灵宝市举行两次研讨会，加强两岸学者的学术交流，为祖国的统一作努力。
    200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和韩国东洋思想学会联合组织召开东方社会哲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出席会议的有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约旦等国的学者。宋育文、刘国民、刘全刚、王延烈等同志代表三门峡市老子研究会应邀出席。会上，宋育文发言的题目是“道法自然与先进文化建设”，王延烈发言的题目是“老子无为思想的当代社会价值”。